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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家驹与南京安全区的设立

字体+ 编辑: 来源:2018-02-04 20:01:33我要评论 访问量:

主持人语:2014年12月13日,中国政府在南京隆重举行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首个国家公祭仪式。今年,又将迎来纪念南京大屠杀同胞遇难75周年。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学术研究正在日益深入。本期推出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专题论文,运用大量一手史料,分别从中方、日方和西方三个不同视角,还原历史现场,揭示历史真相,以图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刘忠良的论文《日本海军舰队与南京大屠杀》运用日本海军舰艇航泊日记,深入揭露日本海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残酷暴行,深刻揭示了其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扮演的丑恶角色。朱继光、姜良芹的论文《日军大屠杀前南京人口

主持人语:2014年12月13日,中国政府在南京隆重举行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首个国家公祭仪式。今年,又将迎来纪念南京大屠杀同胞遇难75周年。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学术研究正在日益深入。本期推出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专题论文,运用大量一手史料,分别从中方、日方和西方三个不同视角,还原历史现场,揭示历史真相,以图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刘忠良的论文《日本海军舰队与南京大屠杀》运用日本海军舰艇航泊日记,深入揭露日本海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残酷暴行,深刻揭示了其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扮演的丑恶角色。朱继光、姜良芹的论文《日军大屠杀前南京人口疏散检讨》梳理了南京沦陷前国民政府的人口疏散工作历程及其得失,弥补了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空白。本人的论文《饶家驹与南京安全区的设立》,首次深入探讨了法国神父饶家驹与南京安全区的关系,揭示了上海南市饶家驹难民区模式对南京安全区的示范影响,剖析了日方拒绝承认南京安全区的深层原因。

与难民在一起的饶家驹 资料图

摘要:在淞沪会战中,法国神父饶家驹在上海设立了南市难民区,开创了人类史上国际救济难民的成功先例。饶家驹难民区启发了在宁西方人士设立南京安全区的灵感,饶家驹本人也为南京安全区的成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桥梁作用。同时,南市难民区模式也成为南京安全区效仿的榜样。但由于上海与南京两地存在诸多差异,日军当局对饶家驹难民区和南京安全区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夕,南京安全区未能得到日军的正式承认。

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前夕,留在南京的20余位西方人士发起成立南京安全区,保护、安置和救济了20余万南京难民,在人类史上谱写了一曲伟大的人道主义赞歌。在宁西方人士为什么会设立安全区? 饶家驹神父在南京安全区设立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南京安全区与上海南市饶家驹难民区之间的关系如何? 为什么日军当局在占领南京之前一直拒绝承认南京安全区? 本文试围绕上述问题进行探析,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饶家驹难民区的设立启发了南京的西方人士

在日军攻占上海、不断进逼南京的形势下,仍有一部分西方人士决定留在南京,他们的职业虽然各不相同,但留下来却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即希望能帮助面临战争却又无法离开南京的难民。从日军轰炸南京开始,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参加了“南京基督教战时救济委员会”“下关伤兵接待部”等团体,积极救助难民和伤兵。主要包括:米尔斯、斯迈思、贝德士、魏特琳、马吉、福斯特、费吴生等。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拉贝后来也参加了国际救援组织。在1937年11月20 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后,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意识到会有大量贫穷百姓无法离开南京,南京市政府的报告也证实了他们的判断。11月23日南京市政府称:“查本市现有人口约五十余万”,并称除一部能自动离京,一部事实上则无能力离开南京。如何帮助留在南京的难民度过“最艰难的时刻”,成为一些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思考的重要问题。

从11月4日开始,媒体不断报道法国神父饶家驹在上海南市酝酿设立难民区的相关消息。饶家驹是法国天主教神父,身兼上海震旦大学教授、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救济会救济组主任、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委员会主席等职,一直致力于上海的慈善事业。饶家驹关于设立难民区的倡议很快得到上海各慈善团体和各国驻上海领事馆的支持,11月5日中日交战双方也表示同意。9日,上海南市难民区宣告正式运行。南市难民区的成立给了在宁西方人士以很大启发。17日前后,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仿效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先例、设立南京难民区的设想。

11月17日下午5点半,决定留在南京的美国长老会牧师米尔斯和金陵大学外籍教授贝德士、斯迈思三人相约来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W·R·佩克的私宅,就设立安全区问题与佩克进行了商谈。米尔斯等人首先向佩克提出了有关安全区的设想及已经和相关部门沟通的情况: 一是希望在南京附近及市内发生战斗时,为了一般市民能避难,提议设立一个安全区;二是安全区的场所建议设在城内西部地区较为适宜;三是关于安全区场所的建议已得到美国大使馆罗勃兹上校的赞同;四是这一计划曾由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博士向教育部长王世杰作了说明。米尔斯是第一个极力倡议仿效上海南市难民区成立南京安全区的西方人士,他在后来写给妻子妮娜的信中说:“关于安全区,我们自然是从饶神父在上海设区的成功经验中吸取灵感。我称之为饶神父区,正是由于他的名字辉煌地与它联结在一起。”贝德士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也说:“为了建立一个由国际人士主持的面向平民、难民的安全区,我一直在痛苦中勉力挣扎着。”在战后东京法庭作证时,贝德士说:“我们模仿了上海的法国牧师雅坎诺神父的做法,他建立的国际委员会对保护那里的大量中国平民起到了重大的帮助作用,我们试图在南京,在非常不同的条件下做一些相同的事情。”

11月17日这一天,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长和教育系主任的美籍人士明妮·魏特琳女士也致信W·R·佩克,魏特琳在信中建议在南京设立一个安全区域,仿效上海南市难民区,以保护难民。信中说:“在日军逼近南京前,我认为预先为那些无法避难的贫苦妇女、儿童,以及其他市民设立一个对他们来说较为安全的场所为好,并期望能事先就此事进行商讨。正如您所知,这样的事情在上海已经实行了,但为时已晚。毫无疑问,如果能及早着手进行周密的准备,将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我认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从地理位置和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作为(安全)中心是再合适不过了。如果这里被用作人道的目的,那些出资捐助者们(笔者注:指美国资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会组织)也一定会很乐意的。”从魏特琳的信中可以看出,她之所以提出设立安全区域,是受到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启发,而且她还认为南市难民区成立过晚,由此希望南京尽早着手准备。

在如何安置南京难民这一问题上,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也积极倡议仿效上海南市难民区,成立南京国际救济机构。杭立武,1903 年生于安徽涂州,从小一直在教会学校读书,是基督教徒,毕业于金陵大学,与该校许多外籍教师十分熟悉,与中国官方也有较为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私交很好。他后来回忆说:“1937年11月,我在南京看到报纸报道上海有一个饶神父,在上海设难民区,容纳很多妇女和小孩。我忽然动脑筋,觉得日本将进攻南京了,我准备成立一个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设立一个难民区。”杭立武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初期担任总干事,对推动南京安全区的成立起了很大作用,后来在南京沦陷前他奉命负责护送国家文物西迁而离开南京。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于1938年2月18日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在1939 年形成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中,对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在南京沦陷后的难民救济工作有一完整的总结:“若干在南京之人士,鉴于饶神甫与其同志在上海南市设立难民区所获之成功,遂欲步其后尘,在南京设一类似之区域。”

在11月初上海南市饶家驹难民区酝酿成立前,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一直在积极参加宗教和慈善团体的救助伤兵和难民的活动,但就如何进一步帮助留在南京的贫民并没有具体的设想。当报纸和电台中不断传来饶神父成立南市难民区的相关消息后,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在南京也可以成立一个类似饶家驹难民区的南京安全区,并与中方杭立武等人一起很快着手积极推动南京安全区的成立。

二、饶家驹为南京安全区的成立穿针引线

1937年11月17日的晤谈中,米尔斯等人得到了美国大使馆的积极支持,从而信心大增。第二天即18日,米尔斯、贝德士和斯迈思等人积极联络各方人士,当天就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积极推进南京安全区的运作。21日,由贝德士起草,杭立武、米尔斯、斯迈思和贝德士4人署名的南京难民区筹备报告致送南京市长马超俊,报告中说: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对中国政府接受为逃难的平民设立安全区的建议深表感激。同时对市长所保证的将负责为安全区提供食物、饮用水、卫生服务、避难所及警卫等各项切实的管理工作再次表示感谢。”报告围绕安全区内实现非军事化、国际委员会的职责、南京当局提供帮助具体的负责人名单、安全区区域范围、安全区启用的前提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西方人士的倡议虽然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诺支持,但南京安全区能否成立,其关键是能否得到日本方面的同意。11月22日下午5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会议讨论了建立安全区的建议,并决定于当天通过美国大使馆电台发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再转交日本驻华大使,呼吁日本当局“迅予考虑答复,俾立即向中国当局接洽,并筹备一切。”在此次会议上,由于拉贝是德国人,德国是日本的盟国,为了便于国际委员会今后的工作,拉贝被推选为国际委员会主席。

11月24日,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詹森经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将南京国际委员会的请求书交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竭诚希望日本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尊重安全区,并盼对国际委员会的提议赐予答复”。同一天,南京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罗森为了南京安全区之事,也给上海的德国总领事馆发去电报,请他们同东京方面进行联系。25日,为了促使日本当局能迅速承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曾致电希特勒和德国驻上海总领事。27日,国际委员会再次致电日本大使馆,“请求即刻答复委员会的建议。”但是,除了日本媒体如《读卖新闻》《东京日日新闻》等反对声音外,一直到29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未接到日本政府方面的回复。

日军向南京攻击的速度异常迅速,1937年11月29日,已攻占常州。当晚拉贝听到广播电台播出江阴要塞失守的消息,更是焦急。新闻媒体也在催问南京安全区进展情况。当晚8 点,国际委员会再次给上海日军当局发了一份电报,恳请对安全区建议予以友善考虑,并迫切希望日方对此建议做出答复。在万分焦急之下,南京国际委员会除了通过正常外交途径同日本当局联系外,当晚同时又发电报给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请求其将电文转给南市难民区的发起人饶家驹,希望他能就近尽快同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大使馆副顾问日高信六郎联系,电文内容如下:

我们恳请您,从安全区的利益出发,尽快拜会日本大使馆官员日高和日本大使,并授权您通知对方,中国当局已完全同意我们的建议,并向我们提供大米及其他物品表示支持———万分紧急。

据杭立武回忆,当时南京国际委员会还希望饶神父能“把地图给日本的司令看,请他同意我们成立难民区,并且答应以后不要骚扰难民区。”

由于饶神父同日本方面有着十分熟悉的关系,12月1日,饶家驹得到了日本当局关于南京安全区的答复,并立即通过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高斯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发来电报,电文称:

日本政府已获悉你们建立安全区的申请,却不得不遗憾地对此予以否决。

若中国军队对平民及(或)其财产处理失当,日本政府方面对此不能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

这一电报对于处在万分焦急中的南京国际委员会而言,十分重要。尽管日本政府对安全区的建议予以否决,但国际委员会认为日本政府的答复措辞巧妙,留了一条后路。因此,拉贝一方面决定向媒体宣布开始安全区各项准备工作; 另一方面立即通过美国大使馆给饶家驹神父回复了一份电报,表示感谢。同时通告对方安全区即将正式开放,并希望饶神父再同日本当局联系,以便使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能获得日本政府带有保证性的正式通知。电文如下:

衷心感谢您的帮助。日本政府承诺,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它将尊重安全区区域,对此,委员会表示认可和感谢。中国当局完全同意严格执行我们原来的建议。因此,委员会将继续开展安全区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并通知您,难民已经开始迁入安全区。委员会将在适当的时候,在进行适当的检查之后,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安全区业已开放。

委员会恳请您,以最友善的方式再次与日本当局取得联系,促使对方注意: 如果对方直接给委员会一个带有保证性的通知,将会大大减少陷于困境中的居民的忧虑。我们诚恳地希望不久便能收到日本政府相应的通知。

12月4日下午7时30分,饶家驹通过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高斯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答复称“日本当局将直接给以答复”。12月5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收到美国大使馆转来的东京方面关于安全区的正式答复,其答复同12月1日饶神父通过高斯转来的电文相比,除内容更为详细外,态度并没有什么变化。

在日军日益逼近南京的情况下,饶神父利用他在上海独特的人脉关系,第一时间向南京方面提供了日本方面的回复,这对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争取时间,尽早启动安全区的准备工作来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南京安全区仿效饶家驹难民区模式

战争期间,由国际慈善团体在交战国双方同意下成立中立的难民区,救济保护贫民,这一国际人道主义的历史创举始于上海南市饶家驹难民区,而南京安全区则是饶家驹难民区的第一个仿效者和追随者。

1937年12月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发布《告南京市民书》,在第一段中就介绍了上海南市难民区的情况,称“现在在南京的国际委员会也为本城作了同样的建议”。并指出:“在不久以前,上海战争的时候,国际委员会曾经向中日双方当局建议,在南市一部分的地方设立一个平民安全区。这个区域为双方所赞同的。中国当局允诺中国军队不进入指定的区域。这个区域既然没有驻兵,日方也就赞同不再攻打那个地方了。这个协定为双方所遵守的。在那个区域以外的南市各个地方,虽然有恐怖和毁灭的事,然而这个难民区域却是被救了,而且又救了整千整万人的生命。”在此之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已决定,安全区采用和南市难民区相同的标记符号,即白底红圈中间一个红十字。并在旗帜上写有相同的“难民区”三个字。

从南京安全区的运行模式来看,在有关安全区的性质、安全区地域的选择、安全区的组织机构、安全区的救济活动安排等方面,几乎都是饶家驹难民区的翻版。

第一,关于安全区的性质。饶家驹在创立南市难民区之时,中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慈善团体就发表声明,难民区是国际难民救济性质,它不是“中立区”,不存在主权更变问题,区内治安在日军占领之前均由中国警察管理。难民区成立的前提是该区域必须成为非武装区域,其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救济安置战时难民。对于难民区的设立,中国方面首先承诺不在此区域内驻扎军队和设置军事设施,日本军队则承诺不攻击该区域。安全区难民救济安置由国际委员会负责管理。南京安全区在成立初期,基本上完全模仿饶家驹难民区,在首先征得中国方面赞同后,才致电日本当局予以确认。在日军逼近南京之时,加快督促中国军队从安全区撤出军队和军事设施,直到12 月8 日中国军队基本从安全区全部撤出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才正式宣布启用难民区。

第二,关于安全区地域的选择。饶家驹难民区选择上海南市的北部地区,这一区域的东、北、西三面与法租界毗邻,南面则以方滨路为界,区内基本没有军事设施,多为平民居住,具备设立一中立难民区的条件。而南京国际委员会在筹建安全区时也明确将南京城内的西北部设定为安全区,其具体范围为:“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 北面: 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划线( 即新住宅区的西边界) ,至西康路; 西面: 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 (即新住宅区的西南角) ,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 南面: 从汉中路与上海路交叉路口起,至新街口起点止。”选择这一地区作为安全区,其主要原因有: 一是这里有众多公共建筑,如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鼓楼医院等,同时这里是国民政府高级住宅区,战争期间空房较多,便于收容难民。二是这里远离国民政府的军事要地及飞机场。三是这一地域为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德国等外国使领馆密集、美国教会大学人员及西方传教士居住较为集中的地区。由于南京没有外国租界,因此,相对而言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所选区域较其它地区更为合适,其思路与饶家驹难民区一脉相承。

第三,关于安全区的组织机构。上海南市难民区由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发起,发起人为饶家驹,具体负责难民区运行的组织机构是“南市监督委员会”,其7 名成员来自多个国家,其中包括3名法国人、2名英国人、1名挪威人、1名美国人,均为当时上海的外国精英代表。其下设南市难民区总办事处,分难民、居民、警卫、卫生、给养各组。难民区下设9个小区,各小区设区长1人,负责管理小区内难民与住户事宜。日常治安则由200 名中国警察携手枪、木棍管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最初酝酿时,也包括了丹麦、德、美和英等国的20 余位西方人士,稍有不同的是,参加南京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大都是传教士、大学教授和商界人士,与军界政界联系相对较弱。1937年12月3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公布了安全区管理委员会的组成,即下设理事会和委员会,理事会由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秘书斯迈思、总干事费奇、副总干事杭立武( 后奉命离开南京)、财务主管克勒格尔、中方秘书处主任汤忠谟组成。委员会则设有总稽查、粮食委员会、住房委员会、卫生委员会和运输委员会。为了便于管理又分设各小区,每小区专设一办事处以司其事,而在各具体收容所中,则设立收容所长,负责处理具体琐碎事务。其治安管理也由南京市政府分配给安全区400名警察,佩戴有安全区标记的袖章,以维护安全区的治安。安全区除了西方人士以外,有大量中国人参加管理,共有1500名中国志愿者参加了安全区各组的工作。从组织机构形式来看,南京安全区同饶家驹难民区大同小异。

第四,关于安全区的救济活动安排。在饶家驹难民区初建与收容难民初期,国际救济会、中国红十字会、济生会、中华慈幼协会以及各同乡会、普善山庄等民间组织都积极参与救济,并根据各自优势稍有分工,如红十字会办理义诊、卫生,普善山庄负责掩埋尸体等。难民区经费来源主要来自三个部分: 上海慈善机构的捐助、中国政府的拨款、国际救济组织和个人的捐助。从11月下旬开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就开始向安全区内运送储备粮食、煤炭等生活必需品。南京安全区粮食救济工作由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和世界红碯字会南京分会负责,包括设立粥厂、救济贫民等,同时红碯字会还负责安葬那些不幸在区内死亡的穷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则负责救治伤兵,鼓楼医院则负责承担病人的治疗和护理工作。其经费来源也主要是南京当局和国际救济组织捐助,如南京市政府在南京沦陷前提供了4万元、2.1万袋米、2万袋面和食盐350袋。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的张群则将他的公寓宁海路5 号提供给委员会办公。

由于南京的特殊性,安全区与饶家驹难民区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如: 为了说服中国军队及防空设施撤出安全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同中国军方交涉中遇到了较大阻力。为了避免南京毁于战火,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曾多次斡旋南京城的和平交接,当然最后未能成功。在日军攻占南京当天,由于中国军队未能进行有序撤退,导致大量中国士兵被围困在南京,最后被迫避难于南京安全区,日军以搜捕中国士兵为借口,在安全区内犯下了大量屠杀、强奸暴行。

另外,由于日本驻南京的大使馆已撤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只能通过美国和德国大使馆帮忙从中传递信息,无法像饶神父那样可以通过各种关系,随时同日本当局取得直接联系和进行深入沟通,从而可以避免因仅通过电报往来而产生的猜测和误会。

四、日方对饶家驹难民区和南京安全区设立的不同态度

在饶家驹难民区和南京安全区酝酿成立的过程中,中国方面均明确表示了积极支持的态度。但是,日本方面在对待上海饶家驹难民区和南京安全区设立的态度上却存在明显的不同。日方对饶家驹安全区的设立从开始就积极回应,十分支持。1937年10月26日,日军在攻占上海大场镇后,上海难民问题日益突出。为了迅速成立酝酿中的难民区,饶神父请《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帮忙与日方联系,田伯烈找到了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商议。松本重治立即联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参事日高信六郎和总领事冈本季正,次日饶神父和田伯烈前往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与日高讨论了详细计划,得到日高的积极支持,日高立即与负责南市事务的陆军特务部楠本大佐联系,“得到其同意协助承诺后,又同松井军司令官与长谷川司令长官直接会面,得到首脑的赞成。”战后东京审判中,日高信六郎在法庭上作证时也谈及此事: “最初,饶神父由《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陪同来见我,并告诉我这件事。在驻沪总领事冈本和小崎的协助下,我采取措施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陆军司令官松井和海军司令官长谷川从一开始就对此事持欢迎态度。此项计划得到了两位司令官和中国方面的认可。”日高还说:“外相广田也于12月8日给饶神父寄去一信,表达了日本人对这项人道主义工作的赞赏和尊重,同时衷心祝愿他取得成功。”除了日高积极支持外,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冈本季正在与饶家驹磋商后,表示欣赏和赞成饶家驹公正的立场和合作,日本非常乐意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国非军事人员的伤害。到了11月10日,在日军即将攻打到南市时,松井石根在日记中也说:“为了南市居民安全,将旧城区作为避难区域。并通告法国及南市居民要躲避战祸。”日本当局为什么积极支持饶神父设立南市难民区,日高信六郎认为其原因有:“(1)该地区是一个纯粹的中国城,而且很明显饶神父和委员会其他成员都是毫无偏见、毫无利害关系的人士。(2)一旦战事爆发,该委员会将收容和保护中国非战斗人员,在战争结束之后的一段很短时间里,还将继续进行救济和保护工作。这一地区的管理和监督权将完全由日军掌握,但该委员会同意对此不加干涉。(3)鉴于紧邻该地区的法租界当局愿意与该委员会合作,委员会被认为有足够的实际能力保持中立。(4)从位置上来判断,尽管该地区附近有战事,但这个地方有可能维护‘安全’的。”日高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可能还有一些因素,如南市难民区的设立,也有利于日军军事策略的实现。松井石根在日记中说: “当然,我的初衷是希望占领南市时,不使用大量武力,不造成很大的财产损失。也许英美各国也从保护各自利益出发,去支那军那儿做了些工作,让他们自行撤出该地区,这也不失为一策略。”冈本季正也认为这有利于防止中国军队进入安全区。

日方对南京安全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一方面日方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关于设立南京安全区的建议迟迟不予回复,直到12月1日才通过饶神父转来答复,而且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等待的过程中,有意识地通过媒体不断释放反对信号; 另一方面,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2月5日收到的正式回复函中,则十分明确拒绝承认南京安全区。其主要内容如下:

(1)考虑到这样的事实,拟议中的地区位于南京城守备坚固的壁垒之内,而且相当开阔,因此在它的周围不存在天然高地或人造结构,通过它们,一旦需要,可以有效地切断交通。有必要将足够的权力、物资或其他东西交到支持安全区计划的人手中,以便有效地防止中国武装军人的进入,倘若在附近的敌对行动爆发时,他们可能会到安全区寻找庇护所或将其用于军事目的。

(2)还必须指出的是,在上述的地域里面和周围存在着中国的军事设施,一旦将来在南京爆发战事的话,这块地方里面及周围的一些场所是很难不被留下来让中国士兵使用的。

(3)考虑到上述问题,日本当局认为即使中国当局经过评估接受了该计划,当南京城内战事爆发时,仍然缺乏足够的保证,完全不让中国军人进入该地区或将其用于军事目的。

从日方正式回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电文中,我们发现其拒绝承认南京安全区的主要理由有两点: 1.日军认为安全区本身缺少成为中立区的自然条件。他们认为安全区与非安全区之间没有明确界限,两者之间只有一条马路之隔,这样很难保证安全区在战争期间不被中国军队利用。2.在拟议的南京安全区中存在中国军事设施,“南京的地形以及中国军队修建的防御工事已使整个南京城成为一座巨大的堡垒。安全区存在于这样一个地区在名称上也是自相矛盾的。”战后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日高信六郎认为当时日军没有正式承认南京安全区的理由是:“①从技术上讲,认为一旦在城内开战,难以保证这个地方的安全; ②中国高级军官和他们的参谋人员住在那一带;③该委员会对安全区外的那些溃兵和其他不良分子没有足够的控制能力,同时也缺乏足够的能力保持其‘中立性’。”

日军当局对饶家驹难民区和南京安全区的态度截然不同,其原因一方面同两个难民区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有关,如南市难民区毗邻法租界,其内没有军事设施,而南京难民区在日方看来,与南市难民区情况相反; 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区别在于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倡议人饶神父长期从事难民救济,是上海慈善界的领袖人物,具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各方都信任他是中立的,没有任何政治图谋。”而且难民区监察委员会中有外国租界负责人参与,其背后有西方列强的背景,日军认为该委员会有足够的力量保持中立,中国军队不能随便进入。而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包括拉贝在内,他们缺少直接与日本官方沟通的渠道,日本当局怀疑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的能力。《东京日日新闻》对此发表评论称:“完成南京中立地带的设想存在着困难,对委员会的实力抱有怀疑。”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日本右翼人士田中正明则认为:日军未正式承认南京“安全区”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上海的饶家驹神父完全不同,后者采取了公正和中立的态度,而前者一开始就对日军抱有严重的偏见。他认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是由一些反日亲蒋的美、英、德三国人员控制的。”因此,日本当局认为南市难民区的设置对日军不构成任何威胁,而南京安全区的存在则将妨碍日军对南京城的军事进攻。

尽管日方并没有正式承认南京安全区,但在以拉贝为首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不懈努力下,在日军攻占南京过程中以及占领南京初期,南京安全区基本上没有受到日军的攻击,在一定程度上安全区的存在得到了日军的默许和承认。但是,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安全区内也不断发生屠杀、强奸、抢劫等骇人听闻的日军暴行。在日军不断打击和施压下,1938年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宣布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南京安全区也被迫随之取消解散。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南京安全区的存在,在20余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的无私援救下,被困在南京的20余万难民才得以幸存。

在南京安全区设立的过程中,饶家驹不仅在其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而且南市难民区的运行模式也为南京安全区提供了效仿的范例。此后,日本占领杭州、芜湖、广州、汉口等城市时,这些城市均纷纷效法而设立难民区,特别是汉口难民区,饶家驹曾亲临当地指导建立。饶家驹难民区,作为战时保护平民的一个成功范例,不仅在战时中国,拯救了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而且由于在上海的成功实践,促进了战后国际人道法特别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的制订,为人类和平事业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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